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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周剑：从北京冬奥会到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国家如何讲好体育故事？******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开幕在即，今年全球体坛又一盛会将在亚洲呈现。体育是超越文明和国界的人类共同语言，从北京冬奥会到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国家如何讲好全球体育故事？卡塔尔世界杯上有哪些中国元素？大型体育赛事如何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新社“东西问”栏目就此独家专访中国驻卡塔尔大使周剑。
视频：【东西问】周剑：从北京冬奥会到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国家如何讲好体育故事？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卡塔尔世界杯“中国元素”极为突出
中新社记者：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节日，您如何看待本次世界杯和其中体现的中国元素？
周剑：卡塔尔世界杯上的中国元素和中国贡献极为突出。中国铁建承建的卢赛尔体育场成为卡塔尔地标性建筑，中国电建承建的太阳能光伏项目为世界杯源源不断地输送绿色能源，1500台宇通新能源客车为各国球迷提供高效绿色通行。产自中国的足球周边、饰品、纪念品装点了大街小巷，给卡塔尔披上一身节日盛装。
引人注目的是，两只可爱的大熊猫在世界杯前抵达，成为增进中卡友谊的使者。可以说，中国元素为卡塔尔世界杯作出了重要贡献，加深了中卡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夯实了两国合作的民意基础，为中卡关系大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旅客在哈马德国际机场内的2022年世界杯纪念品商店中挑选纪念品。崔楠 摄中新社记者：中卡体育领域交流合作已久，今年初卡塔尔埃米尔(国家元首)塔米姆来华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表示愿同中方加强体育等人文领域合作。中卡两国有何共通的体育基因？依托“后冬奥”合作和本届杯赛，两国还能在哪些方面开展合作？
周剑：体育交流是中卡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人民都热爱运动，两国都积极承办大型体育赛事，具有开展体育合作广泛而坚实的基础。
面对一些势力对北京冬奥会和卡塔尔世界杯的攻击抹黑，中卡两国相互支持、相互声援。今后我们也将共同反对体育领域的“有色眼镜”和双重标准，将体育无国界的精神发扬光大。
卡塔尔世界杯倒计时广场上，各参赛国国旗迎风飘扬。富田 摄明年亚运会将在中国杭州举行，2030年亚运会也将落户卡塔尔，相信今后我们还将继续举办更多重大体育赛事，双方可在赛事申办、组织、筹备、安保、宣传等领域加强相互支持与合作。
双方还可在人员互访、运动员培训、产业运作等领域加强交流合作。许多中国籍乒乓球教练在卡塔尔国家队执教，为卡乒乓球事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卡塔尔在足球青训、球员归化、国家队建设、联赛运营等方面有许多成功经验和独特做法，中方愿在足球领域同卡塔尔开展交流合作。
卡塔尔多哈，世界杯部分执法裁判在卡塔尔体育俱乐部进行赛前模拟执法训练，三名中国裁判马宁、曹奕、施翔在训练后与FIFA工作人员沟通。崔楠 摄体坛进入“亚洲时刻”，要展现亚洲风采
中新社记者：这是男足世界杯史上第二次来到亚洲国家，让世界更加了解这颗“波斯湾明珠”。除赛事外，本届世界杯独特文化也引人关注。如何看待世界杯等大型体育赛事在文明互鉴方面扮演的角色？您希望中国球迷体验到一届什么样的足球世界杯？
周剑：体育是超越文明和国界的人类共同语言，把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汇聚到团结的旗帜下，为着共同的目标不懈奋斗。大型体育赛事是人类追求自我超越的竞技场，是不同国家民族展现自身文化的大舞台，也是各国人民民心相通最直接、最广泛、最富有激情的媒介。
通过参与一届大型体育赛事，我们不仅能体会竞技体育之美，也能了解一条发展道路，欣赏一种文明形态，品味一种生活方式，分享一份真情实感，更加深刻地感悟尊重与交流的价值，这正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应有之义。
今年初，在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取得圆满成功，促进了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卡塔尔世界杯也将盛大开幕。我相信，北京冬奥会和卡塔尔世界杯的成功不仅是体育的胜利，更是团结的胜利，将为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发挥重要作用，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擎起团结与合作的火炬。
我也希望中国球迷通过本届世界杯，了解历史悠久的阿拉伯文明，感受海湾地区的独特地理风貌和风土人情，以及自由奔放的阿拉伯足球风格。
球迷在卡塔尔世界杯倒计时广场上参观游览。富田 摄中新社记者：北京冬奥会和卡塔尔世界杯作为今年世界体坛两次盛会，均由亚洲国家主办。您认为面向世界，亚洲国家如何共同讲好体育故事？
周剑：近年来越来越多重量级体育赛事在亚洲举办，世界体坛进入“亚洲时刻”，这反映出亚洲正在成为发展与合作的高地，以更加昂扬自信的姿态向世界发出亚洲声音。亚洲国家要以世界杯、亚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为契机，积极讲好亚洲故事，展现亚洲风采。
我们要讲好亚洲热爱和平的故事。亚洲文明素有以和为贵的传统，我们将以体育为契机，增进友谊、消除隔阂，坚持各国和睦相处、真诚相待，支持彼此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霸凌行径，守护好我们共同的家园。
我们要讲好亚洲携手发展的故事。亚洲复兴繁荣的洪流正奔涌而出，我们将以体育为平台，坚持开放包容，锚定发展振兴，加强互利合作，共享发展机遇，共同反对“脱钩断链”，促进经济融合发展，让亚洲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好日子。
我们要讲好亚洲包容相亲的故事。亚洲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我们要以体育为桥梁，加强包容互鉴，弘扬亚洲价值观，反对将体育问题政治化，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制造分裂对抗，反对对非西方文明的歪曲和抹黑，共同创造亚洲文明和世界文明的美好未来。
一名女孩展示在手背上绘制的大熊猫。11月17日，在世界杯开赛前夕，首对中国赴卡塔尔大熊猫“京京”与“四海”正式与当地民众见面。富田 摄卡塔尔收到“大礼”，大熊猫“驻外”适应得很好
中新社记者：本届世界杯决赛场地卢赛尔体育场由中国企业建造，这座场馆何以成为“中国建造”的一张海外名片？
周剑：卢赛尔体育场大放异彩，成为“中国建造”在卡塔尔乃至中东地区的标志性项目。
卢赛尔体育场将举办本届世界杯的决赛和闭幕式等重大活动，见证捧起大力神杯的历史性时刻。可以说，它是卡塔尔世界杯最重要的场馆，是卡塔尔的“鸟巢”，其顺利竣工是中国为卡塔尔世界杯献上的“中国大礼”，彰显了中国对世界杯成功举办的坚定支持。
2022卡塔尔世界杯卢塞尔体育场外景。富田 摄承建卢赛尔体育场是中国企业首次以总承包身份参与世界杯体育场建设，实现了高水平设计和高质量建设的完美融合，是中卡务实合作中份量最重、规模最大、标准最高的项目，为两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树立了典范。
卢赛尔体育场去年就登上了新发行的10卡塔尔里亚尔纸币。此外，卡塔尔中央银行11月9日推出卡塔尔世界杯特别版纪念钞，卢赛尔体育场再次登上这套货币，足以显示卡塔尔对卢赛尔体育场的高度认可。
卡塔尔货币里亚尔上，印有2022卡塔尔世界杯卢塞尔体育场外景。富田 摄中新社记者：卡塔尔世界杯开幕前，两只大熊猫“京京”和“四海”抵达多哈。中卡大熊猫合作研究有何特殊意义？“京京”和“四海”“驻外”的日子过得怎么样，能否分享一些趣事？
周剑：两只可爱的大熊猫已于10月19日抵达多哈，这是中卡关系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中卡大熊猫合作研究是习近平主席与塔米姆埃米尔达成的重要共识，也是海湾地区首个此类合作项目，展现了两国元首对中卡关系的高度重视。
大熊猫是中国国宝，抵卡之际正值卡塔尔世界杯举办前夕，承载着中国人民对世界杯的美好祝福，为世界杯成功举办增添了中国元素。大熊猫的到来必将加深两国人民的真挚情谊，成为中卡友谊新标识。
据我所知，它们适应得很好。“京京”性格偏外向，已经完全适应了新环境。“四海”性格偏内向，适应程度也已达到80%至90%。完成21天的隔离检疫之后，两只熊猫已于11月9日开始到外展厅适应环境，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京京”特别喜欢新家的水池，“四海”喜欢新家的大树。
有趣的是，它们虽然已经“驻外”了，但却还是只认四川口音。饲养员用普通话叫它们的名字，它们不理不睬，而用四川乡音一声呼叫，就听话地跑过来。卡塔尔工作人员在照顾好熊猫饮食起居的同时，还在努力学习四川话。我想，这也是大熊猫促进两国文化交流的佐证之一。
11月17日，在世界杯开赛前夕，首对中国赴卡塔尔大熊猫“京京”与“四海”正式与当地民众见面。富田 摄中卡要做民心相通的好榜样
中新社记者：明年中国和卡塔尔将迎来建交35周年，双方应如何深化共建“一带一路”与“2030国家愿景”对接，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卡共建命运共同体，对地区和全球有何意义？
周剑：未来五年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也是卡塔尔推动实现“2030国家愿景”的重要阶段。我们要以明年中卡建交3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卡关系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
我们要做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好兄弟。政治互信始终是中卡战略伙伴关系的鲜明底色。我们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支持彼此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我们要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好伙伴。中卡产业资源互补、发展理念相近、利益融合紧密，我们要加快全球发展倡议在卡塔尔落地，构筑长期稳定的中卡能源伙伴关系，鼓励更多中国企业赴卡投资兴业，欢迎卡方加大对华投资。
我们要做包容互鉴、民心相通的好榜样。中方愿同卡方共同努力，扩大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合作，为中卡文化合作打造新平台。反对“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
我相信，中卡共建命运共同体必将为饱受战火袭扰的中东地区和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必将鼓舞国际社会携手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受访者简介：
周剑，1968年生，河南固始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世界近现代史专业硕士。1995年进入外交部工作，先后担任外交部亚洲司科员、三秘，中国驻新加坡共和国大使馆三秘、二秘，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二秘、副处长，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参赞兼处长，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副巡视员，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副司长，2019年7月起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卡塔尔国特命全权大使。
(中新社微信公众号 中新社记者：邢翀)
东西问｜于成龙：殷墟战车何以实证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 中新社北京1月4日电 题：殷墟战车何以实证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 作者 于成龙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原副院长  殷墟，埋藏着商王朝最后一处都邑，《竹书纪年》称“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曾经，繁华如梦。 殷墟可提供文明互鉴的出土文物很多，车是其中重要一种。车是人类技术史上的重大发明，也是人类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改进完善的重要工具。殷墟出土的实物战车是中国古代最早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实物，受到海内外考古界的高度关注。但鲜为人知的是，殷墟战车也是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的实证之一。 文字记载的先秦战车作何用？ 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在《九歌》名篇《国殇》中以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情感真挚地描绘出一幅楚国将士英勇抗敌的壮烈图景。其中“车错毂兮短兵接”“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即是沙场战车驰骋交错、战马嘶鸣、短兵相接场面的如实写照。 依屈原诗句所载，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至迟从商代晚期至西汉早期，一直被用作重要军事装备，使用时间长达一千余年。在群雄争霸的春秋战国，拥有战车的数量更是衡量诸侯列国军力的标准。《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其中“万乘”“千乘”“百乘”之“乘”，辞意驷马一车，足见战车在当时军事装备中的重要地位。 另一方面，这种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也是出行、田猎及其他活动的重要交通工具。20世纪初，河南安阳小屯曾出土一块刻辞卜骨，是残断的牛右肩胛骨下部，清宣统三年(1911年)被考古学家罗振玉所收。该卜骨正、反面刻满长篇卜辞，现存近180字，字口涂朱，内容是商王武丁分别于癸酉、癸未、癸巳与癸亥四日，占问该旬之内是否将有灾祸发生。其中，癸巳日卜辞验辞记述，占卜次日甲午，商王田猎，在追逐兕时，小臣甾的车马与王车发生碰撞，子央从车上跌落。由此可知，商朝战车亦用于田猎。 此外，作为古代中国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不同等级的贵族拥有车的数量及装饰各不相同，相关考古发掘也确证不同等级车马制度的隆杀之别。 殷墟揭开晚商战车之谜 如上所述，凡此《诗·秦风·车邻》“有车邻邻”，《小雅·车攻》“萧萧马鸣”等中国古代典籍及甲骨文中对于战车的记载不胜枚举。通过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人们终得以洞察中国古代战车的真实样貌。 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河南安阳西北小屯及洹河南北两岸主持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揭露众多遗址、墓葬，出土大量遗物。 新中国成立后，此地考古发掘工作得到全面开展，并取得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已经出土的16万片刻辞甲骨及90余年的历次考古发掘显示：此地主体遗存始于商王武丁时期，至商王帝辛，埋藏着商王朝最后一处都邑，即商王盘庚所迁之“殷”，典籍所载之“殷虚”，亦即商代甲骨文所称“大邑商”之中心所在。 历经90余年殷墟考古发掘，已出土百辆双马系驾的两轮马车，也是迄今所知中国古代最早的马车。2005至2006年，安阳钢铁厂西南发现车马坑10座，其中5辆马车为横列摆放，壮观异常。凡此种种，皆为后世首次揭示商代晚期马车的真实结构。  安阳钢铁厂出土商代晚期车马坑。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经过考古工作者的细致梳理发现，商代晚期马车系由一舆、两轮、独辕、单衡与双轭五大构件组成，需青铜铸造、漆木器加工及皮革加工等众多手工业部门协同制作，集中体现了当时手工业发展的整体水平。  殷墟孝民屯商代晚期马车结构图。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 商代晚期马车复原图。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殷墟发现的商代晚期马车，伴随有戈、箭镞之类武器及多种马具。《史记·周本纪》记载，商代末年，周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由此可知殷墟出土的这些马车即当时的“战车”。  商“王宾中丁”刻辞卜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中癸巳日卜辞验辞记述占卜次日甲午，商王田猎，在追逐兕时，小臣甾的车马与王车发生碰撞，子央从车上跌落。由此可知，当时战车亦用于田猎。图片来源：《中华文明——<古代中国陈列>文物精萃·夏商西周时期》同属于商代晚期的陕西西安老牛坡遗址与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也发现了车马坑，马车构造与殷墟所见相同。换言之，目前所见考古证据表明：商王武丁时期，即公元前13世纪是中国境内出现畜养家马与战车的最早时间。 谛审上述商代晚期遗址出土的两轮马车，结构力学合理，制作工艺精良，且使用大量青铜构件，绝非初创草成之作，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发明、改进及完善过程。然而，省察经考古发掘的河南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及小双桥等商代早期遗址，均未发现马骨及两轮车辆遗存。 如此，商代晚期突然出现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从何而来？ 中西亚出土战车早于殷墟 放眼欧亚草原考古，距今约5500年的现哈萨克斯坦“柏台遗址”出土了大量马骨、马牙、利用马骨制作的鱼叉及马粪堆积，陶片上甚至还检测出马奶脂肪酸的残留，这是目前所知人类驯化马匹的最早记录，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驯化马匹。 欧亚草原南乌拉尔地区的“辛塔什塔遗址”，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该遗址墓葬中出土了目前可以确认的年代最早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位于外高加索亚南部亚美尼亚塞凡湖边的“鲁查申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1500年，遗址墓葬中出土数辆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与商代晚期战车极为相似。同时，据两河流域北部公元前18世纪的文书记载，当时由1400人组成的军队，装备了40辆战车；公元前17世纪的文书也记述，8支军队装备80辆战车。此外，叙利亚出土的印章图案显示，一士兵乘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开弓射杀敌方，以及两人乘两轮战车，驱车践踏敌方的生动场景。这些考古证据则表明，早于商代晚期，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已在中亚、西亚地区风行日久。  亚美尼亚塞凡湖边的鲁查申遗址11号墓出土两轮马车。图片来源：王巍《商代马车渊源蠡测》出于中西亚，终胜于中西亚 如将这些中亚、西亚地区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与中国目前所发现商代晚期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进行详细比较，就会发现，两者构造相同，均为一舆、两轮、独辕、单衡与双轭，各主要部件制作及衔接工艺相同，且皆使用青铜车马器具，可见两者存在明显的内在联系。因此，在中亚、西亚盛行已久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以及家马，应是商代晚期突然出现的家马与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之源，这一判断符合对目前有关考古发现的解读。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商代晚期使用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并非是简单的引进、模仿，而是在中亚、西亚地区流行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的基本框架上，结合自身需要，对车体、车舆面积、轮径及轨距等主要部件进行了大幅改造，塑造自身车马器具式样、尺寸，并在商代晚期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业及众多手工业的加持下，制作出工艺更加精湛的战车，从而令其作为军事装备及交通工具的效能发挥到极致。从殷墟遗存看，中国制造的战车在各个方面均已远超中西亚地区。进入西周后，战车结构大体因袭商制，并再次加以改进，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战车之原型。 在中国古代早期王朝时代的形成及初步发展进程中，商王朝承上启下，影响深远。引进、消化、吸收、创新，这些理念在商代晚期双马系驾两轮战车的制作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再次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 通过殷墟战车可以一窥那个时代，正是源于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的胸怀，商晚期在政治、经济及文化领域才得以成就辉煌，代表当时生产力发展最高水平的青铜铸造方能达到“炉火纯青”，从而创造了彪炳后世的青铜文明。(完) 专家简介：  于成龙，文博专业研究馆员、教授，著名青铜器专家，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原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副院长。2018年9月，受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指派，作为青铜器专家赴英国对圆明园流失文物、西周晚期青铜器“虎鎣”进行真伪及其他情况鉴定。发表《文物里的古代中国•夏商西周时期》《中华文明——文物精萃•夏商西周时期》《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艺术系列丛书•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及《中国国家博物馆历史文化系列丛书•证古泽今——甲骨文文化展》等论著数十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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