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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强烈反响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伟大成就，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方向，在各地干部群众中引发强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篇章。

　　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

　　“新时代十年，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猛药祛疴、重典治乱，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成就作出的深刻总结，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世业镇的老党员崔荣海心潮澎湃、倍感振奋。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世业镇考察时，崔荣海紧握总书记的手说：“您是腐败分子的克星，全国人民的福星！”正是在这次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就是在警醒我们管党治党丝毫不能松懈、一刻不能放松。”这几天，崔荣海定时收看了《永远吹冲锋号》专题片。他表示，新时代十年，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我们要继续推进反腐败工作，永不止步！

　　春节临近，江西省上饶市纪委监委机关一间会议室内，来自市纪委监委和当地财政、审计等部门的检查组同志正在讨论如何开展节日期间的明察暗访。

　　“我们以作风建设为切入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以自我革命精神进一步推动实现看得见摸得着的作风之变。”上饶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陈冰说，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已十年多，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常抓不懈、久久为功，直至真正化风成俗”的重要要求，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使新时代共产党人的“金色名片”越擦越亮。

　　唯有永葆自我革命精神，方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

　　“新时代十年革命性锻造，我们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成功开拓了党长期执政之道、强党强国之道，始终保持旺盛生机活力。”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专职副书记、研究员薛伟江说。

　　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分析了大党独有难题的形成原因、主要表现和破解之道，体现了我们党对所处历史方位、肩负使命任务、面临复杂环境的清醒认识，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党的根本性质和党情国情发展变化的深刻把握，必须认真学习领会。

　　深化对自我革命规律的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使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这是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后，习近平总书记围绕这项工作作出的新部署。”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简繁表示，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要在“全面”上下功夫，使各领域相互协同、各环节紧密衔接，同时把“严”的要求贯彻实际工作全过程全方面，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需要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

　　业务部门负责人和业务骨干轮流上台当“教员”，深入解读本部门履职尽责所涉及的党纪法规，主要领导和班子成员带头当“学生”，不时提问交流……在贵州省纪委监委，这样的常态化学法学规活动2022年以来已举办10期。

　　“通过这些活动，我们能更加全面深刻理解党纪法规，学法懂法用法守法，加深对自我革命规律的认识，努力以治理的理念、系统的观念、辩证的思维开展工作。”贵州省纪委监委第四监督检查室副主任缪凡说。

　　“必须进一步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让全面从严治党更好向基层延伸。”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韩村镇南石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王长伦说，作为“全链条”上的基层一环，要以身作则规范村务管理，在乡村振兴工作中加深对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以实际行动杜绝损害群众利益的“微腐败”。

　　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纪检监察机关不断深化对管党治党规律、反腐败斗争规律的认识，探索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近日，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纪委监委采取“分批轮训”的方式，淬炼基层办案力量，推动一线纪检监察干部不断“充电赋能”。

　　“我们要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探索新途径、新方法，让一线纪检队伍在实践中深化对自我革命的规律性认识，进一步增强法治意识、程序意识、证据意识，不断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临颍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黄卫平说。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要以有力政治监督保障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落实见效”“要推动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以有力有效日常监督促进各项政策落实落地”。

　　连日来，云南省普洱市对2022年度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进行年终“盘点”，就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等履职情况，对全市10县区、75个市级部门党政“一把手”进行“一对一”监督谈话。

　　党中央有部署，纪检监察见行动。

　　普洱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齐晓勇说，要加强政治监督，在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上下更大功夫，督促全市各级各单位把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重大战略，落实到责任清单、任务清单、措施清单、成效清单上，促进各级“一把手”知责担责，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条条落实、件件落地、事事见效。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大榭岛上，位于海平面以下90—150米的“百地年200万方丙烷地下洞库”项目近日完成地下主洞库的开挖作业，整体建成后将大幅增加液化石油气仓储、中转能力。

　　“这些重大项目的落地落细，得益于当地纪委监委实行专项监督，聚焦责任、政策、资金、干部作风落实等重点强化监督。”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自贸区政策法规局副局长、党组成员裘锡军表示，未来更需找准找实服务保障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的切入点、着力点，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让这片开放热土不断迸发新活力。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抓基础、强基层。

　　天津市西青区精武镇格调松间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丽认为，社区基层党组织要切实发挥主导作用，打通政策贯彻执行中的堵点淤点难点，了解群众急难愁盼，让居民话有地方说、理有地方讲，努力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延河之畔，宝塔山下。“初心永驻 使命相继——建党精神 延安精神 红旗渠精神联展”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拉开序幕，以珍贵历史照片和厚重文物，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我们要不折不扣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三个区分开来’重要要求，把严管厚爱贯穿于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不断健全完善正向激励体系，为新征程上干事创业的‘闯将’撑腰鼓劲。”陕西省延安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高志旺表示，要牢记“三个务必”，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保障，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向着新的奋斗目标勇毅前行。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新华社记者）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01版）

交叉融合、双向互动：西方史学新趋势之分析******

　　作者：王晴佳（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一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推陈出新，出现了不少新变化，足以证明历史学这一传统学问，正在不断革新和更新。依笔者管见，这些变化或许可以用本文的正题来略加概括。“交叉融合”指的是新兴史学流派层出不穷，但相互之间又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是呈现借鉴融合之势；“双向互动”指的是专业史家与读者之间，产生了远比之前更为积极的沟通和交流。不过为了清晰阐明这两种最新趋势，我们或许还得从一个多世纪之前谈起。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走向职业化，其标志是专业历史学会和专业历史刊物的建立和出版。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以历史教学和研究为业，通过学会活动和专业刊物，相互切磋、交流，以期增进历史知识的获取和呈现。史学工作者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圈，历史学亦变成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19世纪末于是出现了两本史学方法论的著作：德国史家恩斯特·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史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指导历史从业者如何习得和掌握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本领。

　　也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学开始受到其他学科（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的挑战和洗礼，经历了一个“社会科学化”的过程。这一“社会科学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一些史家不满德国兰克学派所代表的、以批判和核实史料为主的历史书写模式，希望借助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历史演变的过程做更为宏观的概括和解释。兰克学派提倡运用档案史料，其研究重心便自然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而如果希望对整个社会做综合的描述，那么档案史料就不敷使用了。20世纪初出现的历史学“社会科学化”代表了一个国际性的潮流，德国有卡尔·兰普雷希特、美国有“新史学”派如詹姆士·鲁滨逊等史家，英国有亨利·巴克尔，法国则由亨利·贝尔首倡、而1929年崛起的年鉴学派集其大成。这一“社会科学化”的哲学前提是实证主义，其意图是在确证事实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演变做广博的综合解释。换言之，他们不满足只是核定史料，然后据此直书，就一个重要人物的某个或几个事件，讲述一个故事。年鉴学派自称有三大“敌人”：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由此可见其突破、创新的志向。

　　从后世的眼光考察，正是这一“社会科学化”的潮流，促使史学界不同流派的出现，如经济史、文明史、思想史等。二战之后，史学界流派纷呈的态势更为明显。若以美国为例，“新史学”所倡导的思想史在20世纪60年代一枝独秀，而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则由马克思主义史家带领，开展了“眼光朝下”的劳工史、社会史的研究。到了70年代，美国亦掀起了社会史、劳工史研究的热潮。此时的法国史坛，年鉴学派独霸天下，代表人物费南德·布罗代尔以提倡“长时段”名世，成功地实践了超越“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的目标。布罗代尔的弟子如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甚至提倡不再以个别人物的事迹作为历史书写的对象。为了对一个社会做“全体史”的综合分析，计量方法得到了青睐。计量史学在70年代一度大有独领风骚之势。在兰克学派的大本营德国，二战之后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譬如基于比勒菲尔德大学的史家竭力赶超欧美同行，从事社会史抑或“历史的社会科学”的研究。

　　饶有趣味的是，也正是在历史学大踏步走向社会科学化的70年代，一股与之志向和取径颇为不同的潜流渐渐涌现，那就是新文化史（有些地方亦称新社会史）和妇女史的实践。具言之，20世纪60年代的史家出于描绘和解释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提倡“眼光朝下”，为处于边缘（比如女性）和下层（比如劳工）的民众发声，为其写史，这些尝试，并不为一个流派所限。举例而言，北美著名史家娜塔丽·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被誉为新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之一，但就其内容而言，又可以归属于妇女史，因为其中的主角是盖尔之妻贝特朗。盖尔夫妇和冒名顶替的“盖尔”三人又都属于社会下层，因此将该书视作史家“眼光朝下”的一个实践，亦十分恰当。意大利史家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蛆虫》，也是新文化史的一个范例，同时也被称为“微观史”这一流派的开创之作。与戴维斯的取径类似，金兹堡从一个磨坊主的言论着手，以小见大，窥视和描述19世纪欧洲人宇宙观、世界观的变化，同样展现了“眼光朝下”的视角。上面已经提到，马克思主义史家首先提倡史家为普罗大众写史，譬如“眼光朝下”这一提法的首倡者就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爱德华·汤普森。汤普森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无疑探讨的是一个社会变动、变革的大问题，但他描述的主角不但是处于下层的劳工，而且还从文化的角度分析“阶级意识”的形成。汤普森的著作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文化转向”的代表作品，而这一尝试又与新文化史的关注点有着一定的可比性。

　　以妇女史的发展来看，流派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妇女史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是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常兼涉法律、政治、社会、人文、思想等诸方面。1986年，劳工史出身转入妇女史研究的琼·W·斯科特发表了《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研究范畴》，又将妇女史扩展到社会性别史，进一步促进了妇女史研究与其他流派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近年史学界出现的男性史的新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个结果。

　　同时，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的开展，还推动了家庭史、身体史、儿童史和情感史等诸多新流派的兴起。这些新兴流派都将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从之前的公领域转向了私领域，打破了两者之间的区分和界限。上述流派亦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如家庭史的开展，与社会学关系密切。身体史、儿童史、情感史乃至最近20年发展起来的“深度史学”和神经史，不但采用了诸如心理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而且还借鉴了神经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由此缘故，这些流派之间的界限颇为模糊，比如情感史的研究，必然包含身体的层面，因为情感的表达，通常会诉诸肢体动作和语言。在开展情感史研究的同时，也有学者从事相关的感觉史研究；后者更与身体史的研究密不可分，几乎就是其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说历史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和跨学科，促成了史学流派之间的融合，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环境史、气候史、动物史、“大历史”和海洋史等一系列探讨人类与自然和其他生物关系的学派。从其命名而言，读者便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的研究手段，必然会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时，这些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难分彼此。2022年8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举办的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其主题发言的重点是“动物史和人类史的交互演进”，共有四个场次，分别是“动物的主体性”“人类记录中的动物”“动物的展现”和“野生和家养动物的管理”，后两场都涉及动物在人造和自然环境中的活动。而环境史、海洋史和气候史等流派之间，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与“大历史”的研究初衷相似，希望弱化人类在历史上的中心地位，走向“后人类的史学”。上述例子充分表明，当今史学界各个流派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已经达到界限不分、畛域不明的程度了。

　　二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史学界“眼光朝下”的思潮，加上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大幅度革新，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历史知识的获取和表述，已经出现专业学者和读者之间密切互动的局面。如上所述，19世纪下半叶历史学走向职业化，有力地促进了历史知识的深化和历史研究的学术性，与此同时也造成历史著作与读者之间产生一条明显的沟壑。历史学家希望成为人类过去的代言人，但其著作对于普通的阅读者来说，艰深难懂、枯燥无味。这一现象与18世纪史学大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既可以让学者在其书房研读，又能放在仕女的梳妆台上的情形，迥然不同了。

　　历史学的职业化在今天并无改变，对史学工作者的考核还出现日益加强之势，但从上世纪下半叶以来，专业学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也出现了彼此积极沟通的趋向。譬如新文化史家的作品，在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眼里，就代表了历史学中“叙述的复兴”，因为其内容的铺陈颇具可读性。上面提到的《马丁盖尔归来》《奶酪与蛆虫》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情节曲折生动，很具吸引力。另一位当代新文化史的名家彼得·伯克，著述不辍，文笔清新，亦反映了作者注重文字表达、普及知识的意图。

　　这一“双向互动”趋势的出现，并非史学工作者的一己之力或一厢情愿，而是有着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借助互联网和其他新科技，当下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已经今非昔比。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记忆研究和公众史热潮，便是显例。它们都试图在专业史家的视角之外或之下，自下而上地提供有关过去的知识，从原来的历史知识受众转变为历史知识的参与者。记忆与历史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张力：历史学者希图保持记忆，不让其遗忘，但其保存的方式，又自然和必然带有某种选择性。法国学者莫里斯·阿布瓦赫在20世纪上半叶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试图将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不再局限于近代历史学提供的框架中，而其同胞皮埃尔·诺拉在70年代主持的《记忆之场》的大型项目，异曲同工，希图从各个方面扩大人们对过去的认知。自那时开始，记忆研究在各国蓬勃兴起，既丰富了人们对过去的认知，也对历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和互补作用。

　　公众史研究的开展，则是历史学“双向互动”的又一个范例，已经在国际史学界蔚然成风。从事和推动公众史研究的人士同时包括了专业史家和业余历史爱好者或志愿者，其研究手段也颇为多样，从文献资料整理到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保存，全面展开，充分体现了专业与业余之间的密切交流。总之，当代西方史学界出现的这些新变化，展现出历史学这一古老学问历久弥新的魅力。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